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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人之所以昏昏然自以为了不起,得意洋洋地炫耀最徽不足道的成绩,其原因就在于此。她们永远在回首顾盼自己已经走了多远,而这中断了她们的行程。按照这种程序,她们可以找到体面的职业,但不会有伟大的成就。此外还必须指出,许多男人除了有平凡的职业也一无建树。只是在把男女当中的最优秀者加以比较时,我们才会觉得女人落在了后面(除了少数例外)。我所提出的理由是经过充分阐述的,决没有拿本来作抵押。就作出伟大成就而言,今天女人所主要缺乏的是忘掉自我;但是,一个人要做到忘掉自我,就必须首先坚信他在现在和未来能够发现自我。由于刚刚步入男人的世界,被男人可怜地置于第二性的地位,女人仍然在十分忙碌地寻找自我。
有一类女人,以上的评论对她们并不适用,因为她们的职业不但丝毫没有妨碍肯定她们的女性气质,反而使这种气质得到增强。这些女人通过艺术表演,超越了自己的既定特征;
她们是演员、舞蹈家和歌唱家。3个世纪来,她们几乎一直是唯一可以在社会上坚持具体的独立性的女人,而如今她们在社会上仍具有特权地位。以前,女演员被逐出教门,可是这种极其严厉的做法,却始终认可她们有很大的行动自由。她们近乎风流,和高级妓女一样在男人的陪伴下虚度大量时光;但她们以自己的工作谋生,在工作中发现了生活的意义,因而逃避了男人的束缚。她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,即她们的职业成功——和男人的职业成功一样,有助于她们获得性的价值;她们在获得自我实现的同时,在证实自己是人的同时,把自我实现为女人:她们不会在相互矛盾的抱负之间左右为难。相反,她们通过职业证实了她们的自恋是有道理的;打扮、对美容的关心、魅力是她们职业责任的一部分。对迷恋于自我形象的女人来说,只要展露一下她是什么,就可以做事,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满足。如乔吉特·勒布朗所说,这种展露要有足够的研究和技巧,才可以显得替代了行动。伟大的女演员还会把目标定得更高:她要通过表现既定存在,去超越这一存在;她将成为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和创造者,因为她在把意义赋予世界的同时,也把意义赋予了她的生活。
这是一些罕见的优势,但里面也藏着陷阱:女演员一旦不再把她的尽情自恋和她的性自由,与她的艺术生活结合为一体,便会极为经常地陷入自我崇拜或风流韵事之中;我已经说过,那些徒有虚名的艺术家们通过电影或舞台所追求的只是让自己成名,以作为在男人怀抱中加以利用的资本。同职业所要冒的风险和各种真正工作所含的约束相比,男性的资助所带来的种种便利是十分诱人的。对女性命运——丈夫、家庭、孩子的渴望,以及对爱情的向往,并不总是能够轻易地同想成功的意愿协调起来。但最重要的是,她的自我崇拜感经常限制她的演员成就;她会对她的纯粹表演价值产生许多幻觉,以至觉得认真工作是无用的。她最关心的事是让自己抛头露面,从而牺牲了角色,把角色变成了戏剧化的大吹大擂。她还缺乏忘却自我的博大胸怀,这使得她失去了超越自我的可能;如演瑞、杜丝那样的艺术家实在少见,她们避开了这样的暗礁,把她们的人身当做艺术工具,而不是把艺术看做她们自我的仆人。
而且,在拙劣女演员的私生活中,她也会增大一切自恋的缺点:她会把自己表现成是爱虚荣的、爱发脾气的、爱做作的;她会把整个世界都看做舞台。
今天,表演艺术不是向女人开放的唯一艺术;许多女人还参加各种各样的创造性活动。
女人的处境使她很容易通过文学艺术去寻求拯救。由于生活在男性世界的边缘,她不是根据其一般形式,而是根据她的特殊观点来观察这一世界。对她来说,它不是工具和概念的堆积,而是感觉和感情的来源;事物当中所无缘无故存在的隐蔽因素,使她对事物的质发生了兴趣。
由于持否定和拒绝的态度,她无法专注于现实,于是她用言语来对它表示抗议。她通过自然去寻找她灵魂的形象,她希望获得她的存在(being)——但她注定会受挫;她只有在想像领域才能够将它恢复。要阻止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精神生活陷入空虚,要面对她难以承受的既定环境去坚持自己的权利,要创造一个她可以获得自己存在(being)的世界,她就必须诉诸于自我表现。此外,人们也都知道她是个喋喋不休和粗制滥造的作家;她通过谈话、书信和私人日记吐露心迹。如果她有一点报负,人们就会发现她在写回忆录,在把她的传记变成小说,在用诗歌抒发她的感情。她有大量的空闲时间,这对从事这类活动十分有利。
但是,使女人转向创造性工作的环境,同时也是一个她往往无法越过的障碍。当她仅仅为充实她的时间空虚而决定去绘画或写作时,画画和写文章将被当做凭空想像出来的工作来对待;她不会为它们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,它们也不会有多少价值。女人经常在停经时决定拿起画笔或钢笔来,去弥补生存中的缺憾;但这时已经为时相当晚了,由于缺乏严格的训练,她充其量不过是个业余爱好者。即便开始得很早,她也不会把艺术视为严肃的工作;她已经习惯于懒散,在她的生活方式中从未感到过严格约束的必要性,所以她不可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,不可能掌握一门实实在在的技术。她不得不对根本不会问世的,必然经历上百次失败、又上百次从头做起的作品,徒劳地进行孤独的探索;当她学习取悦于人时,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玩弄阴谋,所以她现在希望用些手段来达到“勉强及格”。玛丽·巴什基尔切夫就明确承认说:“是的,我画画时确实没有下苦功。我到今天才看出我在行骗。”女人十分愿意装出工作的样子,但她并没有工作;她相信被动性具有不可思议的功效,所以她把咒语和行动,把象征性姿态和有效的行为混为一谈。她自命为美术研究者,用一套画笔把自己武装起来;她坐在画架前面时,目光从白色的画布上漂移到了镜子上;但那一束花,那一盘苹果,不会自己出现在画布上。当坐在桌子旁边,脑海里反复构思模糊不清的故事情节的时候,女人很容易俨然是一个作家;但是她还必须真实地在白纸上写出黑字,还必须让这些字在别人看来也是有意义的。于是西洋镜被揭穿了。为了取乐,可以制造海市蜃楼,但艺术工作可不是海市蜃楼,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对象;为了塑造它,一个人必须熟悉自己的业务。
柯莱特并非仅仅因为她的天赋和气质才成为伟大作家的;她的笔常常是她谋生的工具,而且她也只能用笔去写出艺术家希望用他的工具创作出的好作品。在写《克洛迪娜》和《生日》时,她从业余作家变成了专业作家,这一转变极其雄辩地证明了,经过一个时期的严格训练是有益的。然而,大多数女人都没有认识到她们所沟通的欲望提出的问题;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她们的懒惰。她们总是把自己看成是既定的,认为她们的优点是来自于内在的优美,而不是认为价值是通过征服取得的。为了诱惑,她们只了解自我表现的方法;所以不论她们的魅力是否起了作用,她们都没有干预其成败。她们假定,依此类推,表明一个人是什么,这对表现和沟通就足够了;她们在推敲自己的作品时,不是靠努力思索,而是靠自发性;
写作或微笑对她们全都无所谓;反正成功要么会来,要么不会来。她们如果很自信,就会认为那书或画很容易取得成功是理所当然的;她们如果很胆怯,哪怕是最轻微的批评都会让她们垂头丧气。她们没有认识到错误可以开辟前进的道路,而是认为错误是无可挽救的灾难,就和畸形似的。这就是她们常表现得十分暴躁的原因:她们承认错误时恼怒而沮丧,没有从中接受有益的教训。
不幸的是,自发性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唾手可得:这种司空见惯的自发性的荒谬之处(如波朗在《塔伯之花》中所说的)在于,它常和对主观印象的直接描述混在了一起。所以,在自命为作家并认为她在原原本本地、不考虑他人地描述她自己头脑中所形成的形象的那一刻,她实际上所做的只不过是再度编造迂腐透顶的陈词滥调。如果有人把这一点告诉了她,她会感到吃惊;她会烦躁不安,把笔扔掉;她无法理解,读者怎么会用眼睛和深人心灵的思想去阅读,全新的表现又怎么会引起许多可爱的回忆?
如果在自己的头脑中能把这些回忆搜索出来,并用给人以极其生动印象的语言加以表现,那么这就是一种可贵的天赋。我们羡慕柯莱特的自发性,这种自发性不会在任何男作家身上碰到;但我们所关心的是她那深思熟虑的自发性——虽然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似乎是矛盾的。她保留了她的某些素材,总是有意地放弃了其余的素材。业余的女作家不是把语言看做是人际沟通的一种方式,感染他人的一种手段,而是看做是直接揭示她自己情感的一种途径;在她看来,选择和删除就是遗弃她自己的一部分;她不希望牺牲掉自己所写下的任何词句,因为她所是的那种人使她感到愉快,还因为她不希望变成任何其他种类的人。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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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类女人,以上的评论对她们并不适用,因为她们的职业不但丝毫没有妨碍肯定她们的女性气质,反而使这种气质得到增强。这些女人通过艺术表演,超越了自己的既定特征;
她们是演员、舞蹈家和歌唱家。3个世纪来,她们几乎一直是唯一可以在社会上坚持具体的独立性的女人,而如今她们在社会上仍具有特权地位。以前,女演员被逐出教门,可是这种极其严厉的做法,却始终认可她们有很大的行动自由。她们近乎风流,和高级妓女一样在男人的陪伴下虚度大量时光;但她们以自己的工作谋生,在工作中发现了生活的意义,因而逃避了男人的束缚。她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,即她们的职业成功——和男人的职业成功一样,有助于她们获得性的价值;她们在获得自我实现的同时,在证实自己是人的同时,把自我实现为女人:她们不会在相互矛盾的抱负之间左右为难。相反,她们通过职业证实了她们的自恋是有道理的;打扮、对美容的关心、魅力是她们职业责任的一部分。对迷恋于自我形象的女人来说,只要展露一下她是什么,就可以做事,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满足。如乔吉特·勒布朗所说,这种展露要有足够的研究和技巧,才可以显得替代了行动。伟大的女演员还会把目标定得更高:她要通过表现既定存在,去超越这一存在;她将成为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和创造者,因为她在把意义赋予世界的同时,也把意义赋予了她的生活。
这是一些罕见的优势,但里面也藏着陷阱:女演员一旦不再把她的尽情自恋和她的性自由,与她的艺术生活结合为一体,便会极为经常地陷入自我崇拜或风流韵事之中;我已经说过,那些徒有虚名的艺术家们通过电影或舞台所追求的只是让自己成名,以作为在男人怀抱中加以利用的资本。同职业所要冒的风险和各种真正工作所含的约束相比,男性的资助所带来的种种便利是十分诱人的。对女性命运——丈夫、家庭、孩子的渴望,以及对爱情的向往,并不总是能够轻易地同想成功的意愿协调起来。但最重要的是,她的自我崇拜感经常限制她的演员成就;她会对她的纯粹表演价值产生许多幻觉,以至觉得认真工作是无用的。她最关心的事是让自己抛头露面,从而牺牲了角色,把角色变成了戏剧化的大吹大擂。她还缺乏忘却自我的博大胸怀,这使得她失去了超越自我的可能;如演瑞、杜丝那样的艺术家实在少见,她们避开了这样的暗礁,把她们的人身当做艺术工具,而不是把艺术看做她们自我的仆人。
而且,在拙劣女演员的私生活中,她也会增大一切自恋的缺点:她会把自己表现成是爱虚荣的、爱发脾气的、爱做作的;她会把整个世界都看做舞台。
今天,表演艺术不是向女人开放的唯一艺术;许多女人还参加各种各样的创造性活动。
女人的处境使她很容易通过文学艺术去寻求拯救。由于生活在男性世界的边缘,她不是根据其一般形式,而是根据她的特殊观点来观察这一世界。对她来说,它不是工具和概念的堆积,而是感觉和感情的来源;事物当中所无缘无故存在的隐蔽因素,使她对事物的质发生了兴趣。
由于持否定和拒绝的态度,她无法专注于现实,于是她用言语来对它表示抗议。她通过自然去寻找她灵魂的形象,她希望获得她的存在(being)——但她注定会受挫;她只有在想像领域才能够将它恢复。要阻止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精神生活陷入空虚,要面对她难以承受的既定环境去坚持自己的权利,要创造一个她可以获得自己存在(being)的世界,她就必须诉诸于自我表现。此外,人们也都知道她是个喋喋不休和粗制滥造的作家;她通过谈话、书信和私人日记吐露心迹。如果她有一点报负,人们就会发现她在写回忆录,在把她的传记变成小说,在用诗歌抒发她的感情。她有大量的空闲时间,这对从事这类活动十分有利。
但是,使女人转向创造性工作的环境,同时也是一个她往往无法越过的障碍。当她仅仅为充实她的时间空虚而决定去绘画或写作时,画画和写文章将被当做凭空想像出来的工作来对待;她不会为它们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,它们也不会有多少价值。女人经常在停经时决定拿起画笔或钢笔来,去弥补生存中的缺憾;但这时已经为时相当晚了,由于缺乏严格的训练,她充其量不过是个业余爱好者。即便开始得很早,她也不会把艺术视为严肃的工作;她已经习惯于懒散,在她的生活方式中从未感到过严格约束的必要性,所以她不可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,不可能掌握一门实实在在的技术。她不得不对根本不会问世的,必然经历上百次失败、又上百次从头做起的作品,徒劳地进行孤独的探索;当她学习取悦于人时,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玩弄阴谋,所以她现在希望用些手段来达到“勉强及格”。玛丽·巴什基尔切夫就明确承认说:“是的,我画画时确实没有下苦功。我到今天才看出我在行骗。”女人十分愿意装出工作的样子,但她并没有工作;她相信被动性具有不可思议的功效,所以她把咒语和行动,把象征性姿态和有效的行为混为一谈。她自命为美术研究者,用一套画笔把自己武装起来;她坐在画架前面时,目光从白色的画布上漂移到了镜子上;但那一束花,那一盘苹果,不会自己出现在画布上。当坐在桌子旁边,脑海里反复构思模糊不清的故事情节的时候,女人很容易俨然是一个作家;但是她还必须真实地在白纸上写出黑字,还必须让这些字在别人看来也是有意义的。于是西洋镜被揭穿了。为了取乐,可以制造海市蜃楼,但艺术工作可不是海市蜃楼,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对象;为了塑造它,一个人必须熟悉自己的业务。
柯莱特并非仅仅因为她的天赋和气质才成为伟大作家的;她的笔常常是她谋生的工具,而且她也只能用笔去写出艺术家希望用他的工具创作出的好作品。在写《克洛迪娜》和《生日》时,她从业余作家变成了专业作家,这一转变极其雄辩地证明了,经过一个时期的严格训练是有益的。然而,大多数女人都没有认识到她们所沟通的欲望提出的问题;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她们的懒惰。她们总是把自己看成是既定的,认为她们的优点是来自于内在的优美,而不是认为价值是通过征服取得的。为了诱惑,她们只了解自我表现的方法;所以不论她们的魅力是否起了作用,她们都没有干预其成败。她们假定,依此类推,表明一个人是什么,这对表现和沟通就足够了;她们在推敲自己的作品时,不是靠努力思索,而是靠自发性;
写作或微笑对她们全都无所谓;反正成功要么会来,要么不会来。她们如果很自信,就会认为那书或画很容易取得成功是理所当然的;她们如果很胆怯,哪怕是最轻微的批评都会让她们垂头丧气。她们没有认识到错误可以开辟前进的道路,而是认为错误是无可挽救的灾难,就和畸形似的。这就是她们常表现得十分暴躁的原因:她们承认错误时恼怒而沮丧,没有从中接受有益的教训。
不幸的是,自发性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唾手可得:这种司空见惯的自发性的荒谬之处(如波朗在《塔伯之花》中所说的)在于,它常和对主观印象的直接描述混在了一起。所以,在自命为作家并认为她在原原本本地、不考虑他人地描述她自己头脑中所形成的形象的那一刻,她实际上所做的只不过是再度编造迂腐透顶的陈词滥调。如果有人把这一点告诉了她,她会感到吃惊;她会烦躁不安,把笔扔掉;她无法理解,读者怎么会用眼睛和深人心灵的思想去阅读,全新的表现又怎么会引起许多可爱的回忆?
如果在自己的头脑中能把这些回忆搜索出来,并用给人以极其生动印象的语言加以表现,那么这就是一种可贵的天赋。我们羡慕柯莱特的自发性,这种自发性不会在任何男作家身上碰到;但我们所关心的是她那深思熟虑的自发性——虽然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似乎是矛盾的。她保留了她的某些素材,总是有意地放弃了其余的素材。业余的女作家不是把语言看做是人际沟通的一种方式,感染他人的一种手段,而是看做是直接揭示她自己情感的一种途径;在她看来,选择和删除就是遗弃她自己的一部分;她不希望牺牲掉自己所写下的任何词句,因为她所是的那种人使她感到愉快,还因为她不希望变成任何其他种类的人。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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